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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地理解，“飞地经济”就是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在行政区外“借地”发展工业。即缺少发展工业条件的地区把工业和招商引资项目放到行政区域外具有综合优势的地区，通常是建立工业园区，产生的产值、税收由两地按比例分成。

  武汉市希望能够通过探索飞地经济，在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加强“1+8”城市圈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实现跨区域联合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武汉城市圈发展不断推出新招：从在京举办推介会，到城市圈总体方案上报国务院，再到8月初提出“跳出武汉发展武汉”的城市发展新概念，武汉城市圈的发展一直吸引人眼球。

  8月6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市委全会上明白准确地提出以三大模式“跳出武汉发展武汉”，即发展总部经济、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探索飞地经济。

  “跳出武汉发展武汉”概念的提出，很快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所谓“跳出武汉”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飞地经济”。

  飞地经济虽然是经济学的新课题，但近些年在各地推广迅速，特别是在县域范畴内，飞地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得到灵活运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对武汉来说，发展飞地经济，地方政府该如何飞，需要面对哪些障碍，哪些产业适合先飞，建立怎样的利益分配机制，都仍待探索。

  武汉飞地经济应如何“起飞”，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教授，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吴传清分别接受了《科学时报》的采访。

  作为中部重要中心城市和两型社会试验的核心区，武汉迫切寻找跨越式发展的途径，“工业强市”是其一贯的选择。80万吨乙烯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纷纷上马并加快建设进度，其工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处于稳定增长阶段。

  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拓展发展空间，飞地经济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而工业项目必然成为主角。

  伍新木认为，国家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安排以及企业的行政属地管理原则，是飞地经济现象产生的两个制度性原因。这些制度安排一方面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产业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同代复制，还特别影响到企业的做大做强。

  据他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省针对这一问题曾作过探索，对象是武汉卷烟厂。武汉卷烟厂现属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烟）。武烟是省烟草行业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之前它同全省上百家大小烟厂“分食”烟草的生产指标，难以形成整体竞争力，总体利润水准很低。

  2001年，任湖北省委书记，加快烟草工业结构调整，强行关闭了全省的小烟厂。为了协调地方利益与矛盾，省里承诺对被关闭烟厂涉及的地方政府，省财政按“原烟厂上缴地方的利润并增加特殊的比例”的数额予以返还。地方政府于是妥协。

  结构调整的效果很显著，武烟兼并了一些烟草企业，生产能力、利润大幅度增长，公司开始做大做强。

  武烟资产重组、整合的模式与如今的飞地经济模式颇有相似之处：各地放弃了小的烟草企业，而把武烟当做自己的飞地工业或项目，并从中获得利益分成。

  “武烟的思路是不是能够推广到别的行业、企业，飞地经济就是一个答案。选择飞地经济对湖北而言是有历史原因的。”伍新木说。

  吴传清认为，探索飞地经济模式的提出，说明当前政府行政管理团队“在武汉经济发展思路的凝练、营销上具有创新特色”。

  这些创新既包括对内立足区（中心城区和远城区）发展市（武汉），提出了“市放权让利于区”的新施政理念，给予各区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外“跳出武汉发展武汉”，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探索飞地经济等施政理念。

  “前两个施政理念已倡导多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飞地经济是第一次提出，我认为刚刚破题，还处于概念营销阶段。”吴传清告诉记者。

  探索飞地经济，有先行先试的意思，这与武汉城市圈进行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践的时机正好吻合。

  武汉“1+8”城市圈的协调发展，本质是要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发展、市场、产业布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一体化，特别是实现产业布局合理的一体化。飞地经济成为产业布局合理化的一种重要的实现模式。

  有学者按飞地形成的原因将飞地经济分为集约用地型、优势互补型、产业梯度转移型三类。其中集约用地型的代表是国内飞地经济模式最早出现的地方福州市永泰县建立马洋工业集中区。后两种类型一个侧重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以大连市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的合作为代表；一个侧重产业转移的成本和可操作性，以广东省东莞石龙镇和韶关始兴县的合作为代表。

  飞地经济能解决税收分配、GDP归口等问题，因此伍新木认为，武汉城市圈发展飞地经济有助于缩小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城市圈整体经济结构的提升。

  事实上，湖北省内也有发展飞地经济的成功例子。宜昌市引导不宜发展工业的山区县市到沿江等重点开发区域集中办厂，市、县和园区所在区按照4：4：2的比例进行税收分成，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点。

  在吴传清看来，武汉谋求在行政区划空间范围外“借地”发展，首先有利于促进部分发展成本高的企业向周边地区迁移，产业向周边城市转移，促进企业、产业在城市圈内合理配置资源要素，形成产业合理布局及产业一体化发展，从产业空间的层面体现出资源节约的特征。

  此外，在周边城市设立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外工业园”，彰显国家级开发区的品牌效应及政策吸引力，从而促进城市圈招商引资工作，完善产业链，推动重点企业扩张，加强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

  而且，以发展飞地经济为媒介，以飞地为平台、载体，能够实质性地推动武汉和周边城市的经济合作；武汉与城市圈以外地区发展飞地经济，还可以轻松又有效地承接产业转移。

  不过，吴传清同时认为，武汉在飞地经济的实际运作将面临地域观念、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三大障碍。

  在地域观念方面，武汉与周边城市都应树立超越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观,树立有“舍”才有“得”的“舍得观”。

  “武汉把老城的化工企业迁到市区而不是迁出武汉，就是舍不得税收和GDP考核，结果是一些污染能耗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产业都在武汉市域内迁来迁去，没有跳出武汉。”吴传清说。

  在经济利益机制方面，武汉及周边城市应在税收分成、GDP指标分拆统计等方面达成共识，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是最关键的制度安排。”

  在环保及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武汉应针对转移出去的企业、产业所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效益受损问题，与周边城市间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关于武汉发展飞地经济的主要障碍，伍新木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体制上的障碍是重点，核心则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

  “以武烟为例，为做大做强武烟而关闭的中小烟厂，它们所属的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得到一定的补偿，其实失去了很多潜在利益。各地方政府在利益诉求上如何能突破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达到合作共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伍新木强调。

  近年来，武汉的钢铁、机械、化工等企业已经走出武汉投资建厂，拓展新的空间。一些商业服务业、银行也开始在省内外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开展连锁经营。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的发展更为显著。湖北省政府允许开发区到咸宁、孝感、天门建立园区，并给予园区企业同样的优惠政策。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飞地经济的尝试。

  有学者在去年年底举办的首届国际苏商论坛上表示，发展飞地经济，湖北应先实现省内“自己飞”，而新兴起的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可作为城市圈互飞的首选产业。武汉与周边8个城市互建飞地，不但可以进行产业转移，还可以转移人才、技术、资金等。

  伍新木认为，武汉的钢铁、纺织、水泥等产业具备很强的扩张能力，适合作为飞地经济的首选产业，而飞出去的产业不必局限于工业，还可以是教育、科技产业等。

  同时，周边城市可通过武汉市良好的交通、信息、科技、人才、资金聚集等优势，打破地区行政限制，不断开放和积极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

  “互飞”应选择省内还是省外？选择城市是远是近？伍新木认为应根据产业的不同，选不一样的合作地区，而不是简单地以空间距离为标准。

  也有人认为，与临近地区“互飞”要比与较远地区“互飞”实际。而且飞来飞去还不如直接落地好，最好的办法是将引进的企业直接转变成当地企业。

  武汉城市圈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探索飞地经济，两位学者对此均表达了积极的观点，即武汉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飞地经济是促进转移的可选模式之一，武汉将继续发挥中部承东启西的作用。

  吴传清同时强调，武汉在探索飞地经济的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关键要以规划为先导，编制实施工作方案和意见，同时借鉴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四川等省的经验，与地方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样才可以促进一起发展。